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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11月16日，在中关村二小的一间20平米透风漏雨小平房里，俞敏洪拿到了海淀区教育局办学许可证，正式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此前两年多，他的培训班一直挂靠在东方大学培训机构名下。

　　俞敏洪在其编著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一书中描述说：“这一天，成了新东方真正的开始。尽管那一天狂风大作，但在我心中一直是最温暖的一天。”

　　俞敏洪多年后依然记得那间培训室的寒酸样貌：“那间小破房子，下雨都会漏，而且要在一个小巷中拐十八道弯才能进去。在那个地方招生，都会让人觉得是骗人的。有学生真的来了，本来是要报名的，结果一看那个招生的破地方，拿着钱又跑掉了。”

　　俞敏洪把创业决定一定程度上归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他曾以特有的“俞氏幽默”向媒体风趣讲述：“我的一些朋友挣到了更多的钱，我妻子希望我也能更成功。”

　　而在2019年4月由其编著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中，他则给出了另一个版本：“我想通过这样的教学，能够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希望自己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重新考托福、GRE，以后自己也能申请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或进入美国的一所名牌大学，能够出国读书。”

　　总而言之，三年前因私办补习班被北大通报处分继而被迫辞职下海的俞敏洪，已决意破窗而出乐博体育、破釜沉舟、破浪前行。

　　时年31岁的俞敏洪敏锐发现，当时中国学习英语的人越来越多，而大多数学生的直接诉求是能够通过托福和GRE的考试出国留学。他嗅到了这其中潜藏的巨大商机，于是决定从出国考试做起。

　　虽然自身海外留学因学费不足告吹，但俞敏洪已经对出国考试内容及流程了如指掌，“因为我当时已经考过了托福、GRE，对这两个考试非常熟悉，所以就决定从托福和GRE的培训开始做起。”

　　这一主攻方向，让新东方最终成了事儿：2006年9月7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

　　俞敏洪多年后不无得意地复盘道：“我后来发现，这一决定十分英明，因为我要是只从英语培训开始做的话，到最后我的培训班可能就是一个小型的英语培训机构。”

　　“出国热”的背景是：1984年12月26日，《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颁布——凡我国公民个人通过正当和合法手续取得外汇资助或国外奖学金，办好入学许可证件的，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均可申请自费到国外上大学（专科、本科）、作研究生或进修。

　　该《暂行规定》指出：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也是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智力的一个方面。国家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在政治上与公费出国留学人员一视同仁。各级政府和基层单位应支持和关心自费出国留学人员，鼓励他们早日学成回国，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在俞敏洪看来，学生参加培训班的目的简单明确，就是要在出国考中拿到高分。而在教学过程中，俞敏洪发现出身学校系统的正经英语老师，实际上并不太受学生欢迎。他意识到，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适合出国考试培训市场。在英语教学上颇有心得的俞敏洪，开始培养每一门授课老师，并逐步确立了未来新东方称霸全国英语培训市场的授课风格。

　　俞敏洪在书中透露了创业初期的招生“小妙招”：“大家都知道，现在各种网络发展获客都是靠发各种免费的东西，创造免费流量入口。其实，我当时想到的也是这个路子，既然收费招不来学生，不如先搞免费的活动。我把托福、GRE试卷研究透了以后，给学生讲课，于是就有学生来听免费的讲座和课程。”

　　第一场免费讲座来了100多人，这让俞敏洪喜出望外。听完课的学生们反响不错，十来个人留下来报名。“这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低的获客成本了。”俞敏洪回忆。

　　除了降低获客成本，俞敏洪也在用心帮助用户解决留学痛点。为了解答出国事宜，俞敏洪把讲课内容分为几个主题，如托福、GRE学习方法、单词背诵方法以及出国注意事项等。“这些内容加在一起非常密集。我把这些内容研究透了以后，再加上一两个辅助老师，短时间内就进行了几十场讲座。”

　　当时令俞敏洪颇为自得和欣慰的一个现象是：一个班招生的时候只有20人，但是等到这个班结束的时候就变成了40人。因为那20人不断把自己同宿舍的同学带着插班过来听课，免费拉新。

　　俞敏洪允许“新用户”插班免费听课，但听到一定程度，新人自己就不好意思再免费听下去了，最后都会自觉交费。

　　班级扩容也给俞敏洪带来了“幸福的烦恼”：一个班从起初20人扩展至80人后，老师便不够用了。俞敏洪迅速做出决定：把小班变成大班并租用了能容纳80人的教室。

　　大班模式最终变成了新东方的标配，甚至成为新东方教学文化的一部分：学生进入更大班级后，学习热情反而提升——因为他发现自己周围有上百个人在学习。以至于后来，新东方一个班级达到了300人，再往后扩大到了500人。

　　培养学生得高分是新东方重要的教学目标。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生出国是不大可能自费的，有能力自费的学生只是极少数，几乎所有的学生出国都要靠拿奖学金，而这就需要有较高的托福、GRE或者GAMT分数打底。

　　通过新东方培训赢得高分的学生，则可以进行口碑传播，说服另一大批学生继续来到新东方学习。

　　为巩固口碑，俞敏洪就要求老师必须把课程做精做细，备得滚瓜烂熟。“备一堂课上一堂课，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一个老师要讲十次课的话，他必须从第一次课到第十次课都备得非常完整，过关后才能走进教室讲课。”这是俞敏洪给任课老师划设的硬杠杠。

　　不少新东方老师通过反复训练后，都可以做到不带讲义，直接进课堂。这让新东方如愿走上了“精品化”发展之路。

　　由于开班数量有限，学生报名就出现了较为壮观的场面。有的学生为报名会排整整一夜的队。班级招生容量也在扩大，最后形成了几乎所有想要出国的优秀学生都慕名投奔新东方的局面。当时，有上海和广州学生周五晚上坐夜车来上周末的课。周日上完课，再连夜返回。

　　学生人数多了，高素质学生就多了，考高分的学霸也就多了。当时，新东方先是出了一个托福考满分的学生轰动一时，紧接着又出了五六个托福考满分的，接下来又出现了GRE考满分的，GAMT考满分的——在此之前，该项考试没人能拿满分。到了后来，所有考满分的学生都来自新东方。当时，还有很多人误认为是考题遭泄露。

　　“真正的原因是当时新东方的学生水平比较高，老师的教学水平比较高，师生互学互动的频率非常高，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水平。”俞敏洪对培训成果颇感兴奋，“这种高水平的教学互动使得新东方逐渐成了中国出国考试培训领域的第一品牌，这个地位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

　　如今，尽管新东方的中小学全科培训已达几百万人次规模，但当问及新东方是干什么的，公众还是会异口同声回答“搞英语培训和出国培训的”。俞敏洪使用“占领心智”一词来诠释这一现象，“这就是新东方在当时出国考试培训领域独步天下的结果。由此可见，一个品牌的发展，从某一个点上进行突破比全面铺开发展要更容易些。从某一个点上把自己带到最高点，让自己占领用户的心智，再向最高点延伸，这可能就是品牌的成功之道。”

　　2006年9月7日上午9点25分，俞敏洪迎来高光时刻：新东方宣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其豪言：“我鼓励更多的民办教育企业去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用美国的钱把中国的教育办好。”

　　2007年，上市不久的新东方即从纯外语培训转入全科领域。而这，则是竞争对手好未来等教育培训机构施压的结果。

　　俞敏洪事后解释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不扩展新业务的话自身的业务量将会受限制，别的机构也会倒过来侵蚀我们的主要领地。所以，当发现好未来在做数学培训的同时，突然把英语项目也加上去以后，……新东方就只能开始做数学。所以，好未来的发展也给新东方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必须进行全学科发展，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业务和客户闭环系统。”

　　俞敏洪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没有竞争对手参照的话，新东方也做不到今天。”他还特别提到了赛道竞对好未来，“我常跟好未来的创始人张邦鑫说：我们是在业务层面友好竞争，战略层面精诚合作。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只有遇到棋逢对手的竞争者，才能互相激发活力、互相配合，打出更加漂亮的战役来。”

　　和俞敏洪创业初期经历相似，2003年8月，当时23岁的张邦鑫也是在北大旁边租了一个12平米的办公室。他和几个同学东拼西凑，攒了10万元注册了公司“学而思”——这便是“好未来”的前身。当时教室只有几张桌子、一张沙发和一台电脑。

　　学而思创业契机来源于1998年后北京教改，小升初录取方式从统考变成重点中学择优录取和就近入学相结合。于是，送孩子去清华北大找家教特别是数学家教成为潮流。1999年，当时的北大研究生张邦鑫凭借丰富的家教经验迅速抓住风口，办起了个小型数学辅导班，形成口碑传播。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校开始实施扩招，高校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通过积极平稳实施改革，中国特色的高校招生制度不断完善发展。

　　一组数据证实了扩招的生猛力度：1998年高考人数为320万，录取人数108万人，录取率仅为34%，而到了2001年高考人数454万人，录取268万，录取率为59%。到了2020年，高考考生1071万，录取率超过80%。

　　尽管扩招使更多人有机会走进大学，但优质教育资源仍然稀缺。在高考扩招前，课外辅导需求基本由公立学校教师即可满足。而急剧释放的教学需求一下子炒高了公立学校名师价格。

　　2000年1月3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要求“学校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课程计划，依据儿童学习和生活规律均衡安排每周课程和作息时间，下午可以活动和做作业为主。不得增加周活动总量，更不得增加学科教学的学时。不得占用节假日、双休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生上课，更不得收费上课、有偿补课”。当年被称为“教育减负年”。

　　这就意味着，公立教师的课外辅导活动被限制，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开始从别的渠道寻找课外辅导资源。这就让民办K12（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教育辅导机构觅得了机会，吃尽红利。

　　2003年，中小学因非典大规模停课，张邦鑫关闭了此前创办的数学辅导班，转而成立问答社区“奥数网”。非典过后，数学辅导班复课，大批曾在奥数网获得不错用户体验的学生追随至线年夏，张邦鑫创立学而思教育，成为以数学尤其是奥数辅导见长的课外培训机构。

　　直到8年后，这种连接线上线下的商业模式才有了专用术语——O2O。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的徐小平曾感叹说：“好未来是一家有着互联网心脏的公司。”

　　2006年，奥数网由30人团队打理，但迅速扩大的生源让员工数很快过百，前台也因忙不过来而建立了呼叫中心。

　　奥数网是学而思互联网组合拳的第一记漂亮出拳，也预示着“培优”理念获得市场认可。

　　区别于传统K12课外辅导的补差，学而思对“培优”的解释是，将好学生培养成更加优秀的学生。其采用“培优”概念创造市场增量，擅长通过考试、分班、限额来选择补习后更易取得好成绩的优质生源——这成为学而思发家的法宝。

　　其后，中考网、作文网、高考网、家教网、幼教网等域名被陆续收归学而思名下；2010年，统一各网站的站群E度教育网上线年更名为“家长帮”，并推出了同名APP。

　　有媒体评价称：家长帮除了为学而思线下导流和决策做出数据支持以外，它还是开办分校的“先头部队”。2008年学而思在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建立了分校；2009 年开拓华南市场，在广州建立分校。一位学而思负责人透露，在进入目标城市后，学而思的第一批种子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家长帮。

　　徐小平曾将学而思称作“21世纪的新东方”，“学而思没有一次演讲，学而思不在报纸上写文章，学而思不做什么广告。每次看到新东方在报纸上登广告，我就心痛。”

　　2010年外语培训，恰如俞敏洪所期待“鼓励更多的民办教育企业去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学而思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时年29岁的创始人张邦鑫成为彼时纽交所最年轻的敲钟人。

　　2010年之后，学而思开始在智能教学系统层面发力，逐步构建标准化教研体系并多次迭代。

　　2013年，国内在线月，经过长时间内部沟通，学而思更名为“好未来”，其定位也从中小学培优机构改为“用科技与互联网来推动教育进步的公司”，正式吹响转型在线教育的号角。

　　让孩子上最好的幼儿园，以增加上最好小学的概率；上最好的小学，以增加上最好初中的概率……上最好的大学，以增加找到最好工作的概率。

　　2014年，猿题库开始聚焦k12领域。同年，李勇团队推出成人公考、司考、考研等学科的垂类题库。就此，面向成人的教培业务与面向k12业务并进深耕。尽管猿题库成人教培业务营收已过年收入千万级别，市场前景广阔，但创始团队依然坚持向k12业务倾斜。其认知是：“k12学生人群很大，市场可能性也更高”。

　　从题库、搜题工具，直至网课学科辅导，规模化扩张迎合了鸡娃大军的全流程刚需。毕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想要抢跑，就必须开辟第二战场实施充分补给。

　　在比尔·盖茨倾情推荐的《事实》一书中，作者汉斯·罗斯林生前花费大量时间调研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并发现，越是生活在贫困状态的父母们，对生孩子的意愿更强。而一旦父母们能够摆脱贫困，则无一例外会选择“少生优生”。“父母们都得到了教育，希望养育更少的孩子，但是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教育。”汉斯·罗斯林这样写道。

　　2020年3月31日，猿辅导宣布完成新一轮10亿美元融资。李勇发内部信畅谈在线教育行业前景光明、大有可为，“这次疫情中，很多学生及家长形容受到各种在线教育的折磨，说明在线教育需要专业化探索积累，不是上线了之。在线教育的环境条件刚刚成熟，时代仍在继续变化。大学生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更主动，但应试色彩更弱，也更挑剔。我们需要持续创新产品和服务。”

　　2020年，新东方取得营业收入35.8亿美元，好未来斩获32.7亿美元。猿辅导完成G轮融资，投资方包括IDG资本、腾讯、博裕资本和高瓴资本，投后估值为78亿美元。

　　5月21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审议通过，“双减”进入到最高决策层的议事事项。乐博体育